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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区制究竟应该如何推广

[导读]:2016年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指出,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,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。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,实...

  2016年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指出,“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,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。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,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,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,促进土地节约利用。”4年过去,关于街区制的讨论和探索一直在持续。

  2016年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指出,“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,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。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,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,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,促进土地节约利用。”4年过去,关于街区制的讨论和探索一直在持续。

  “街区”是一个舶来词语,来源于英文单词“Block”,与我国本土词语“街坊”有相似之处,是指由街道围合和建筑物集合而形成的地块。目前,城市规划界对街区的属性描述主要有以下几点:城市基本单元、街道围合、尺度适宜、开放、综合。

  不同专业领域对街区制的定位和解读重点各不相同,有学者从城市规划学科的视角来定位街区制,认为街区制是指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中,不需要围墙,直接在道路边上进行住宅建设的一种形式。记者梳理相关材料发现,也有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,街区制并非一味追求“没有围墙”的状态,而更多是指一种相对开放、尺度适宜、功能复合的城市街区建设布局形式。一般而言,城市街区制往往表现为小尺度、窄马路、密路网的空间格局,在功能布局上采用商住混合的形式,形成面向公共街道的对外开放式空间。

  现代街区制的成形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,并非一蹴而就。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方彬、葛幼松等学者对此进行了梳理。他们发现,街区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印度、古埃及时期,那时的一些古城就已经出现了网格化的路网规划;古希腊、古罗马时期,出于对形式美的追求,出现了围合式的传统街坊式住宅,网格化城市形态逐渐受到青睐,并最终在军事扩张的过程中普及开来;中世纪早期,城市形态开始追求自由发展,不拘泥于网格形态;网格化形态于12世纪再度兴起,直至文艺复兴时期,又流行于欧洲。

  现代意义的街区制概念肇始于美国。工业革命以前,西方的城市空间形态一直处于自由发展阶段,自发形成了大量开放式的街坊空间,并没有明确的功能分区。17世纪,出于方便开发商和规划师划分土地的考虑,在城市规划中广泛采用网格化规划,到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时期,网格化规划已是“范式”。“二战”以后,随着交通拥堵等城市问题的不断涌现,规划师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、结合城市当下发展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研究,“开放式、小街区、密路网”的城市建设形式逐渐受到重视并流行开来。

  除了农耕传统带来的人们对赖以生存的固定土地的依恋、围墙给予人的安全感,以及建国初期受到苏联“大街坊”“小区”等概念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政府部门、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“大院文化”外,经济因素的影响也至关重要。

 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、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赵燕菁有着35年规划工作经验,曾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。作为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亲历者和思考者,日前,他在接受《中国房地产报》采访时对中国推行街区制之“难”进行了剖析:

  在改革开放初期,有限的经济水平决定了政府对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有限,宽马路、大街区是当时城市建设最经济的选择。

  “城市和农村最大的不同就是公共服务的水平。早期的城市,公共服务基本等同于基础设施。基础设施多是沿路修建,道路越长,基础设施投入越多。公共服务的成本可以视作道路长度的函数。大街区和封闭街区看似互不相关,实际上都是省钱这一逻辑下的产物。”赵燕菁说,“大街区表面上看是缩短了道路的长度,本质却是将街区内部的公共服务外包给开发商和小区居民。这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机关大院如出一辙,都是缺钱而想出的一个变通的办法。改革开放之后,许多城市建设直接复制了这种模式,只不过原来的机关单位换成了开发商等第三方。”

  小街区与此不同,其目标不是为了省钱,而是为了赚钱,路网越密,公共服务越好,地价就越高。“在西方发达国家,人们买房子相当于直接购买宅基地,购买之后的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。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会尽可能把地块切小,把路变窄。这样地块的进深小,如果进深过大,中间的地块就卖不出去,因为不临街就无法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。一般来说,房子必须有一侧临街,地块进深在20米30米。”

  “封闭式小区是中国推行街区制的障碍。”赵燕菁直言,目前在中国,封闭式小区内的住户们通过缴纳物业费、雇用物业公司提供公共服务(治安、环卫、绿化等),如果推行街区制,政府必须立即接管这些公共服务。街区越小,政府需要承担的公共服务就越多,其结果必然是财政开支倍增,而“中国很多地方的政府财政已经很紧张了,要效仿国外实行开放式小街区,必须对公共服务定价模式做根本改变。不过,这种定价模式未必真的适合中国”。

  “我家小区的围墙是不是要拆了?安全怎么保障?”“小区道路跟环境,买房时都是交了钱的,为何现在要变成公共的?”4年前,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甫一推出,关于推广街区制的热议就没有停止过。

  实际上,公众担忧的背后存在不少误解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就曾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:“错了,错了。这里面有误解了。”他表示,大家之所以误解,首先是概念弄错了,文件中提及的“封闭住宅小区”并非指所有的城市社区,而是指绵延数千米甚至面积超过几平方公里的“超级单位大院”和“超大小区”“超大楼盘”,它们的超大封闭尺度影响了整个城市道路交通结构体系。而上海在过去的规划建设中,长期以来就避免了这种“超大封闭社区”,也就没有到处“拆墙”的必要。

  吴志强指出,在欧美发达国家,街区制是破解城市中心地段封闭拥堵、还给公众地面步行空间的良方,但街区制并非破除所有住宅区的围墙。解读中央文件中提出的“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”和“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”,需读懂三点:第一,所谓的“封闭住宅小区”是指体量超大、阻碍城市路网的“城中之城”,并非指所有的住宅小区;第二,对大型房地产企业拿地、用地,要做出一定尺度限制,土地在出让方面,应该小块出让,不再是大片出让;第三,通过发展都市中心地段街区制,畅通城市毛细血管,使城市路网稠密,四通八达,从而达到治堵的目的。

  澄清误解,争议平息,一些城市已经开始了街区制的初步探索,比如北京的第一个街区制公租房项目郭公庄家园。这个一期总规模达到21万平方米的公租房项目,可提供3000套公租房。小区不设围墙,内部道路开放给社会车辆使用,并通过住宅楼组团围合的形式,既将以前围挡在小区内部的资源变成了公共资源,又保障了安全性和私密性。

  街区制究竟应该如何推广?这个问题尚且需要讨论和探索,但城市规划建设最终目的却是一以贯之的,那就是怎样让百姓的生活更美好。决策者和城市规划师们必须超越传统思维去理解城市规划,这样才能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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